甲午战争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很多至今在史学界仍无定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方伯谦。

正史记载,“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黄海海战中,他目睹邓世昌率领的“致远”舰悲壮沉没,竟率舰逃走,由于逃跑仓促,还撞沉了已搁浅的“扬威”舰。李鸿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谦被斩首,死时仅41岁。

然而他死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同说法,包括方氏后裔在内的一种说法认为,方伯谦作战勇猛,率舰退出战斗仅是出于战术考虑,他只是李鸿章等人为推脱失败而找的替罪羊。华西都市报记者

记者在威海探访时得知,当地有关部门在整理清朝遗档时,发现了一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家的房契。“从房契上看,当时方伯谦在刘公岛上共有28处房产。”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说。

看来,方伯谦不仅是“方跑跑”,还是名副其实的“房叔”。

逃离战场 撞沉本方舰艇不施救

1894年7月23日,方伯谦作为编队队长,率穹甲巡洋舰“济远”、鱼雷猎舰“广乙”等抵达朝鲜牙山,接应、护卫清廷运兵船。25日凌晨4时,返航途中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7时45分,“吉野”开火,7分钟后,“济远”发炮还击,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打响。

战斗初期,“济远”号还能奋力还击,但在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中炮牺牲后,方伯谦下令“济远”号向西北方向开溜,不久就挂出白旗,随后又升起日本海军军旗。逃回威海卫后,方伯谦编造“尾炮退敌”说,谎报“击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舰沉没”,连外媒都据此报道。

此后,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当前方的“致远”号在邓世昌率领下悲壮沉没时,方伯谦竟然带着“济远”号向旅顺口方向逃去,慌不择路之下,误入浅水区,撞沉搁浅的“扬威”号,且未施救,倒车后继续逃跑。“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愤然投海自尽。

9月18日凌晨2点,方伯谦率“济远”号最先回到旅顺,7个小时后,其他舰艇才回来。其他参战的北洋海军军舰回港后,拒绝与济远同泊。

济远舰主炮如今成了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旅顺斩首 家人刘公岛卖房产28处

丰岛海战谎报战功,方伯谦被李鸿章饶了一命。这一次,李鸿章对他已彻底失望。9月25日,方伯谦因临阵退缩被斩首,时年41岁。

陈悦说,最近威海有关部门在整理清朝遗档时,发现了一批有关刘公岛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一份方伯谦家的房契。“从房契上看,当时方伯谦在刘公岛上共有28处房产。”陈悦说,这是方伯谦被问斩后,其家人来威海处理后事,变卖房产时留下的。

“你看看刘公岛上现在一共才有多少房子,北洋水师那会又能有多少房子?”陈悦说,“方伯谦就是一个‘房叔’,说不定当时北洋海军不少人在岛上还要租他的房子住呢。”记者探访

“济远”两当逃兵 主炮成镇馆之宝

甲午海战期间,济远舰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三战之中竟有两战逃跑。如今,该舰前双主炮却成了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86年和198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曾两次对“济远”舰实施打捞,共出水文物132件组,其中包括“济远”舰舰首的2门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如今,这两门主炮就安放在刘公岛海军提督署后院。

上世纪80年代初,海军某部在旅顺海域意外打捞到“济远”舰舰尾150毫米克虏伯炮等文物,使得沉没了近百年的“济远”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旅游局拨款300万元,计划将“济远”舰整体打捞出水,修复展出。

1986年,烟台救捞局开始打捞,从5月持续到8月。这次没能打捞出整艘“济远”舰,却捞出了沉睡海底82年的舰前双主炮。生产大炮的德国克虏伯公司闻讯,愿以每门3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大炮。“听说消息后,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跑到救捞局,跟他们说这两门大炮是文物,不能卖。”对这段内情颇为熟悉的陈悦说,在戚老先生努力下,这两门大炮最终没有流失。

1992年,在威海有关部门牵线下,戚俊杰先后5次与救捞局协商,最终以40万元价格达成收回大炮协议。

1992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98周年纪念日,烟台救捞局运送两门大炮的船靠到了刘公岛码头。从打捞出水,经过6年努力,“济远”舰前双主炮终于回到刘公岛。

公案寻解

逃跑是出于战术考虑?

“方伯谦无罪论”恐为杜撰

方伯谦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15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进入海军。光绪二年(1876),他被选为留学生,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4年,归国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号。

虽然学历和履历很光鲜,但方伯谦在甲午海战中的不堪表现,却彻底把他葬送。

据统计,方氏家族三代先后有10人服役于中国近代海军,且多有成就,堪称“海军世家”。方伯谦被斩首无疑让这个“海军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后世无人认可他是逃兵的说法。

方伯谦无罪三“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一件“血衣”。据说方伯谦夫人上京喊冤时手里一直攥着一件血衣,是“济远”号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染,当时,方伯谦就站在他身边,亲眼目睹手下战死。这件证物百年间被方伯谦后人反复提及,以证方伯谦的勇武。

第二个证据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作者署名“冤海述闻客”。该书多处提到方伯谦,为其冤死鸣不平。书中写道:“嗟乎!济远船回时,不察情形,不经审讯,强加罪名,置之死地。独不思济远受伤大小七十余处,炮械坏不堪用……且各船得回旅顺者,其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济远非逃,不辩自明……”

济远舰上的鱼雷

第三个证据是1981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该书作者系黄海海战亲历者卢毓英。该书也提到“济远”作战勇猛:“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三样证据最终都指向一个观点:方伯谦率舰撤离是出于战术考虑,李鸿章、丁汝昌拿他当了替罪羊。

史学界质疑“无罪论”

不过,对于方伯谦无罪的“证据”,史学界褒贬不一。首先,一些史学者认为,“血衣”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衣服上的血不是方伯谦的,也许他正是亲眼见到战友死得如此骇人,才魂飞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闻》很难作为标准史料参照。“冤海述闻客”的身份无法确定,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写手,根据当时的航海日志等资料或讲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报道和官方文书捏合而成。且书中多处说法不能尽信,如书中提到战舰撤退原因是“炮械全坏,无可应战”。但据战后统计,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等舰中弹皆超过百发,“济远”中弹却只有15发。有人据此质疑:“来远”中弹225发,尚能够坚持战斗到底,“济远”为何不能?

最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作者卢毓英虽亲历黄海海战,但他当时主要在舱内,根本没机会观测到战场上的真实情景,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闻》,真实性存疑。

因为史料无法统一,多数史学者认为,对方伯谦的评价目前还是“维持原判”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