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刀锋在即将生锈的前夜
万历十五年，五十九岁的戚继光更加衰老了。这位几年前叱咤风云、令边寇为之丧胆的英雄，这位马蹄催征、征战南北的职业军人，这时已完全成了一个龙钟的老人。虽然从大帅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三年，但短短的三年时间，却足以把一个人改变得面目全非。
如同一片刀锋在即将生锈的前夜，忍不住就要怜惜自己的光芒一样，自从明白了此生再也不可能驰骋沙场之后，戚继光的病更重了。同时，他开始回头梳理自己的一生。几年的闲居生活里，他时而埋头兵书，时而凭窗长啸，时而轻抚壁上那柄和他一样闲置的青锋。几间小小的草堂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偶尔来看看他外，人迹罕至，车马冷落。
庭前梅花怒放，屋后翠竹青郁，浓烈的中药在砂制的药罐里煎熬着这位风烛残年老人的最后岁月。天气晴好的日子，戚继光也会拄着竹杖，带着一个家童登上门前的青山向北方遥望。乱云飞渡，关山苍茫，少不更事的家童无法知道，自己这位声名显赫的主人，此刻的心绪早已飞到了烽火连天的壮年。家童远远地跟随着，手里端着主人还没有喝完的药水。夕阳西下，血一样鲜红的阳光尽数泼向戚继光和他足下的青山绿水。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戚继光深深地知道，自己一旦还能再握兵符，率领八千子弟，所有的疾病与衰老都会离他而去。虽然是如此的不甘心，但一个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升于大地，他也无法改变命运。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棋子，不论他是一代名将还是乡间农夫。戚继光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唯有在一阵长啸之后又埋头于他的兵书——现在，这部兵书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礼物和遗产。
就在这一年(158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在贫病中死去。与他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个和他名声相仿，对后世的影响更大的海瑞。这一文一武两位大明官员，在万历年间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过写了万历朝的六个人，而海瑞与戚继光均占有其位。黄仁宇对海瑞下的定义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则是：“孤独的将领”。
说戚继光是孤独的，一点不假。
文官体制下的尴尬武官
明朝是一个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僵化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和儒教处于主导地位，而武将则处于从属地位。可能是出于对唐朝藩镇拥兵自重、不尊王命的畏惧，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日益培养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戚继光时代，离洪武年间已有一百多年，大明正值壮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时期，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最高点，武官则下降至冰点。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大明帝国上下，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却成了血气之勇，匹夫之强。即使武将们奋勇杀敌，克敌制胜，在文官们看来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退伍的军人更没有地位可言。那些从战场上还乡的士兵，不但不能因战争的洗礼而获得乡人的尊敬，反而被看做是增加了一个不事农桑的无业游民。这对一个视安稳为泰山的帝国来讲，一个只会行军作战而不会稼穑的男人无疑是危险的，需要加以防范。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一个军官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明朝的军队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壮年男子一名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但如此一来，流弊也因之而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庞大，但根本没有多大的作战能力。
在明代，当西方国家已经告别冷兵器，装备上了火枪和重炮时，大明帝国依然在以力能扛鼎或是百步穿杨这样的老办法来选拔军官。这些选出来的军官，绝大部分不过是些有勇无谋的莽夫，一旦真正指挥对敌作战，不是逞匹夫之勇就是毫无兵法可言。此外，武官的另一个来源是世袭，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而中下级军官则无须再降。
这些子承父业的军官，不能说没有称职的，但更多的是因父亲祖父而得到了一个做官的机会而已，全然没有职业军人的素质。这样一来，文官对武官显然又轻看了三分。终明朝一世，武将地位低微自不待言，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到了崇祯年间，更是一向由皇帝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也就是说，一个武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很不幸的是，戚继光的出身就是上面所说的军官来源的第二种，即世袭。在当时看来，这比那些通过武举考试博得出身的军官还要低一等，武举们毕竟能扛几百斤的石锁，能射中百步以外的靶心，而世袭军官，除了说明他有一个同样是军官的父亲或爷爷外，乏善可陈。
戚继光的父亲是大宁都司，一个中级军官。等到戚继光子继父业时，他被任命为登州卫指挥佥事。虽说他“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但在时人——尤其是饱读诗书们的文官们眼里，乃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低级军官任上虚度一生，喝酒打猎，纳妾讨小，把无聊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但倭寇成全了戚继光。
后台张居正
英雄和他的敌人有时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公正地说，英雄和敌人只是相处的地位不同，同为对手，正是因为有了对手的存在，他们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就像猎狗和狼一样，它们虽然拼死搏斗，但如果一旦没有了狼，猎狗的存在也就没了意义。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军事家，他存在的价值是通过敌人来显现的。敌人越是强大，英雄的价值也就越高。
倭寇让戚继光的人生有了转机和亮色。
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先是走私，继而便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领导人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国谋得一官半职。
明朝的海禁由来已久，不许片帆出海，这是关乎祖制的问题，倭寇完全打错了主意。倭寇最先出现在洪武年间，但好武的朱元璋这一回采取了极忍让的态度：他令沿海一带的居民后撤，不准中国军民出海，以此来避免和倭寇的亲密接触。
朱元璋之后，永乐曾派郑和七下西洋，那是中国海上交通最威风的时代。郑和下西洋时所造的船只，最大的船，长达四百四十尺，宽一百八十六尺，远比倭寇的船更雄壮更具续航能力。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树立这个帝国的海上霸权，而是像一个财主在向邻里炫耀他的财富。永乐死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一去不复存在。更何况，从郑和到戚继光，一百多年过去了，帝国不但造不出郑和年代的船只，甚至连郑和的航海图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当做不祥之物付之一炬。
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遭言官弹劾，被免职。幸好免职后让他戴罪立功，否则，恐怕就不会有日后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了。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
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1559年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则增加到一万。
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多年以后，当李自成、张献忠的流贼和女真族的外虏共同动摇着大明的根本时，明政府也没有采取过这种应急措施。这说明，一则，戚继光时代的倭寇为患已成燃眉之急;二则，戚继光取得了来自文官集团的支持。
戚继光时代，文官集团最显赫的人物是张居正，他既是首辅，又是当时的天子的老师。据说，连天子对这位严肃的老师也十分害怕。天子即位之初，张居正被先帝临终托孤，因此，“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
戚继光以一个农民式的狡黠看出，要想在帝国这块犹如铁板似的文官制度中获得游刃有余的自由，唯一的办法是得到文官集团最高领袖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要改变武官的低微地位，要有效地避开文官集团的忌妒和猜疑，都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后台，因此他想到了权倾一时的张居正。
已经无从考证戚继光和张居正到底如何相识相知并结成非同寻常的关系了。严格地讲，他们的关系既有友谊的成分但并不只是友谊这样单纯，既有上下级的和谐，但并非只是上下级关系那样简单。从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来看，他们的关系耐人寻味。
他的成功是个异数
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剌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
如前所述，戚继光在1559年征兵三千，黄仁宇说：“在戚继光以前，军队中受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
力能扛鼎或是能够舞动几十斤重的关王刀既然被视为英雄，并能升任中下级武官，明朝军队中那种突出将领个人武功的做法便成为时尚，整个军事观念当然还停留在来将通名然后再大战三百回合的冷兵器时代。
但这时鸟铳、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了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的部队里，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
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明史》称：“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其实，不仅是戚继光号令严，大凡历史上有名的战将，无不以铁的纪律作为制胜基础。在戚继光的一本奏折里，他曾提到过发生在1562年的一次战斗。当时，他命令部队攻取倭寇占领的一座易守难攻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官兵三十六人全部阵亡;他又令另一哨进攻，随即又阵亡一半多。
这时，余下的人企图后撤，戚继光亲赴现场督战，当场将后退的哨长一刀劈死。余者皆震惊，遂奋不顾身，终于取得了胜利。几年以后，当戚继光率领这支通过与倭寇的数十次较量而成为帝国劲旅的部队北上蓟门时，他面向这支部队和当时守卫北关的其他部队训话。训话中途天降大雨，其他部队纷纷作鸟兽散，唯有他从浙江训练的这支部队“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于是“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这不能不看做是张居正在起作用。对将领而言，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战争，就在于不间断地征战讨伐。因此，戚继光对刚平息了倭寇，立即又北上戍边的安排非但不会有烦言，反而会对此感恩戴德。
这时的戚继光已升至武将的最高官阶：总兵。当他北上蓟州时，刚息海疆的豪迈和激情一定在胸中涌动。他向朝廷建议，把北方各镇的十万名士兵全部交给他训练三年，保证能将他们训练成帝国的劲旅。由于这一计划过于庞大和骇人听闻，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极力反对，未被采纳。
但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这一举措在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明朝仍是罕见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戚继光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隐隐已有成为他个人力量的势头。事实上，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这支军队都被众口一词地称作戚家军，人们忘记了它其实是明政府的正规部队。
张居正的信任和支持都是空前的，他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这一官位在明朝历史上是没有的，在视先人成例为宪法的时代，这种做法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张居正只得无奈作罢。
但是，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太师，对他宠爱有加的戚继光建功立业始终是一棵荫庇的大树。他找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这两项提议，立即遭到了文官们气势汹汹的纠弹，这时，张居正的巨大能量显示出来：皇帝下旨恩准了谭纶的建议。
此后，凡是那些有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迁调他处。
1578年，张居正回故乡江陵守父丧。他好像怕这短期的离任会引起戚继光的不安，特地写信给戚，告诉他接任蓟辽总督，也就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梁梦龙。他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已。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张居正居丧期间，戚继光每遇疑难之事，总是令传骑飞马直报江陵张居正府中。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将成为日后他们的反对者痛击他们的证据。
戚继光自然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战事平静下来后，戚继光向朝廷提出在明初所建的长城上增设堡垒，以增强战时的防守能力。这一提议遭到了北方官兵们的强烈反对，但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这一浩大的工程依然如戚继光所愿完成了。
戚继光在蓟州重镇任总兵达十六年之久，是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在这一职务上，他的两位前任“坐失律诛”，而他却“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的成功，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个异数。这一切，除了他个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张居正一以贯之的重要支持。可以说，没有张居正也就没有戚继光。
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如此密切，如此非同寻常呢？个人志趣的相投似乎不是主要原因。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如下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据说张居正在不到五十七的壮年而逝，和纵欲过度有关。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献给张居正，而戚继光，这位前线叱咤风云的统帅，则不惜重金购买了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送给首辅大人。此外，据一些笔记所载，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中，更是多次将斩获的珠宝及春药等物秘献与张居正。
这些细节虽然令我们为一代英雄居然有如此作为而感到气丧，但它向我们表明了一个英雄的真实人格，更说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即使是英雄也需要趋附于铁腕人物才有成为英雄的可能。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可以说，英雄的伟业竟然是靠美女和春药来维持的。假设没有那倾国倾城的千金姬，没有那久而不泄的房中术，也没有那如火焚身的春药，我们不知道张居正对戚继光是否还会如此信任和支持？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在一个文官至上的年代里，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军人的荣誉和功业。
贫病中死去的孤独英雄
张居正死后，正如“树倒猢狲散”的古语所揭示的那样，戚继光立即从壮年的辉煌落入晚年的凄凉。1582年六月，张居正去世，旋即，弹劾张居正者纷纷而起。次年，其实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张居正的学生万历下旨追夺张居正的官爵;1584年，更下旨籍没张居正家。江陵守令先登录张家人口，将张居正的家门封锁达半年之久，以至张家饿死十余人。
张居正在位时，依附者大多得到了好处，比如戚继光更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政治的依附也有危险和风险，好比散户在股市相股，你搞不清楚这一股到底会给你带来多大的赢利或多大的亏损。张居正死后，有大臣“好心”地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这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是无法节制的。张居正和戚继光虽然没有谋反的事实，但他们有谋反的能力。
于是，戚继光先是被调任广东总兵。次年，全国都处在大规模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之中，戚继光心灰意冷——也没法不心灰意冷，他向朝廷请求退休，希望以这种体面的离去保持一个老军人的晚誉。但是，皇帝并没有给这位曾为帝国江山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名将一点面子，而是宣布他是张居正党羽，处以革职——不论革职还是退休，其结果都一样，但皇帝显然更愿意以革职来作为处分。
古人说过，世间之难堪事，莫过于英雄末路与美人迟暮。晚年的戚继光除了和三五个好友来往外，便只能在书房中潜心编他的《止止堂集》。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也就是公元1588年1月17日，这一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新崛起的英国人击败，英国人从此取得海上霸权长达三个世纪之久。
而在东方的古老中国，海禁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主题，英雄戚继光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路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死时正值春节将临之际，遥远的北京城里，宫廷内外，一派喜气洋洋，大红大绿的门楼被涂抹得艳俗而夸张。没有人对一个没落英雄的贫病而死表示出一丁点忧虑或同情，人们忙着过年，忙着花天酒地地迎来送往。至于军备与国防，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这个帝国已经无法承受外来的打击了，因此他们坚决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外来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