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北洋军阀的其他巨头相比，有一个地方是不同的，那便是一生为官清廉如水，因此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16年间，有一个人能够始终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左右中国的政局。这个人就是“北洋三杰”之一，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在1924年3月纪念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得票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与当时青年人的偶像胡适并驾齐驱，令吴佩孚、黎元洪、冯国璋、张作霖等人难以望其项背。
一生没有不动产，甘当租房客
段祺瑞与北洋军阀的其他巨头相比，有一个地方是与众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那便是一生为官清廉如水，不爱敛财，更不用人唯亲。因此他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段祺瑞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吩咐他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体现出了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与其他军阀欺男霸女、强取豪夺有一定区别。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段祺瑞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段祺瑞曾是全国的军政首脑，大权在握，自然不缺人给他送东西。但是他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不恭时，才会在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汉奸的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件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这件事足可说明段祺瑞在执政期间确实是一名清廉的官员，没有多少家财。
中国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使得位高权重的官员总想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但是在段祺瑞这里却是个例外。段家家规很严，夫人和姨太太都不准干预公事。有一位姨太太想替老妈子的亲戚谋个差事，段祺瑞立即气歪了鼻子(段祺瑞在生气的情况下鼻子会歪)，表示自己不会做出卖官鬻爵的事情。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小时候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所以文化水平不算高。不少人劝段祺瑞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段都没有答应，在他看来自己的子女们应该靠自己，从最底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胞弟段祺甫来京求大哥给自己找个官做，段祺瑞也是一口回绝，给了他一些钱回去做买卖。
段祺瑞在下台之后，经济来源减少，为了节省开支，段祺瑞一改从不管家的习惯，亲自过目家中每日的账目。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乔迁之后，他连平日里十分喜欢的麻将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公馆的规模也缩小了，厨房里人也少了，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老妈子也压缩到一两个。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多亏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轮流为段站岗放哨，帮助处理些杂务，这才使得公馆中不至于到了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晚节可嘉，不当汉奸
段祺瑞下台后，主要居住在天津。1930年2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日本人认为有机可乘，密谋策动“北洋派大同盟”，拥戴段祺瑞和吴佩孚为领袖，组织华北傀儡政权，以控制华北地区。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之下，段祺瑞和溥仪曾在天津有过一次密谋的会晤，不过双方都不愉快。事后有人问及，段祺瑞生气地说：“鄙人不才，忝为国家元首，这小子到今天还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由于段祺瑞和溥仪的不欢而散使得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许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将会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词拒绝。日本人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毕竟段祺瑞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如果段和日本人合作，那势必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蒋介石坐不住了。
蒋介石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通过国民党皖籍要员吴忠信引见，在北京饭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见过一面。蒋介石很诚恳地对段宏纲说：“我也是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 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会见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去天津拜访段祺瑞，送去两万元生活费。以后经常赠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这些钱对于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让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好感。1933年1月19日，交通银行(601328，股吧)董事长钱永铭持蒋介石亲笔信赶到天津。信中，蒋介石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随时就商国事”。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本想在北方颐养天年，但当时风传日本人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因此段也同意南下，他对钱永铭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就道。”
弥留之际的“八勿”
段在弥留之际，还心系国事，留下亲笔遗嘱，向政府提出“八勿”之说，作为国家的“复兴之道”。这“八勿”乃是：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段祺瑞的这“八勿”之说体现了其一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也颇有哲理，对后世的执政者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总之，在众多的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历史已过去数十年了，我们的评价也可以更客观公正一些，可以放弃一些贴标签式的定论，这无论是对段祺瑞还是对历史本身都会更公平一些。(何虎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