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很久没有升迁,十分不满,便屡屡提出申请,仁宗总是说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妃子们不信,说:“圣上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仁宗笑着说:“你们不信,不妨试一试。”旨意下发后,大臣们果然上奏说没有依据。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也不推辞,取来彩笺写上某宫某氏转任某官,妃子们开心地退去。到了发放官俸时,妃子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加薪,宫廷财务部门却一律不予理睬。妃子们郁闷地找到仁宗,当着仁宗的面将御书一一撕毁,不高兴地说:“原来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说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上级领导若想给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色,有关部门就会忙不迭地认真领会、坚决执行。那么,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样不值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两个前提:一是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实实在在地执掌最高权力达30年;二是仁宗并非弱智皇帝,他没有被权臣架空或操纵。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权力的锋芒运用到极致,从而为所欲为。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仁宗皇帝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种内在自觉性通过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当时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内降”,而“内降”也只有通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
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却因杜衍阻拦而中止的人,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
仁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他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还内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仁宗与朝中大臣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珠联璧合,既让朝政按照理所当然的轨迹运行,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约束与制度安排下,仁宗当政期间,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家”,都活跃在仁宗时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不能不说是与仁宗的“权力约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