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裴度传》载：“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新唐书·元稹传》载：“(元稹)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都说元稹这个宰相是靠巴结宦官获得的。这个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呢？
元稹“九岁能属文”、“年少有才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宫中称他为“元才子”，宰相令狐楚称赞他为“今代之鲍、谢也”。他的诗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倍受青睐，“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连穆宗皇帝都赞赏不已，“称其善”。宦官崔潭峻喜欢元稹的诗，进而结交。崔潭峻结交元稹，“不以掾吏(下级)遇之”，固然是因为崔潭峻自己喜欢元稹的诗，但似乎更是因为穆宗皇帝尤其喜欢元稹的诗;崔潭峻“常征其诗什讽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元稹的诗搜罗齐全呈给穆宗，以投其所好，达到取悦主子，邀宠、固宠的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把元稹的诗呈给穆宗，穆宗“大悦”。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元稹与崔潭峻的交往，非但谈不上元稹巴结崔潭峻，反倒是崔潭峻巴结元稹了。
那么，元稹当了宰相，为什么有些人非得把他的升迁和宦官扯到一起呢？这里面不是没有因由。早在唐初，宦官是不允许参与朝政的，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不仅增加，而且寄生于皇权上的狐假虎威的气焰变得越来越猖獗，乃至于越权甚至专权了。崔潭峻时任荆南监军、魏弘简任知枢密，都是皇帝的亲信，属于脚一跺地都颤的人物，所以，不排除有很多朝臣为了向上爬找门路巴结他们。正因为此，凡与宦官关系密切的人，往往被人视为同流合污，被人瞧不起。元稹当上宰相的时候，是长庆二年(822年)，时年44岁，这样轻的年纪，而且没有任何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就当上宰相了，以他和这些宦官的关系，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升迁是借助宦官们的力量。
元稹有才华不假，但他“性锋锐，见事风生”，属于性子急、敢说敢干的那种人。宪宗登基后，最初立的太子并不是穆宗，而是长子李宁，但太子李宁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把学业、修身都扔到脑后边去了。元稹当时应制举考试考了个状元，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刚刚就任谏官的元稹，就立马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即那篇著名的《教本书》)，借古讽今，言辞直切，就太子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的性格跃然纸上，给当时还没有立为太子的穆宗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宪宗在位的时候，元稹的最高职位是膳部员外郎。
穆宗上台后，立即提升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命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第二年“竟排群议”，顶着很大压力任命元稹为宰相，这仅仅因为元稹的才华、宦官们为元稹说了好话吗？我们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里记录的元稹编辑自己文稿的自叙：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
显然，穆宗更看中的是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敢说敢干的性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宰相。否则，元稹再才华横溢、再巴结宦官，想爬到这个位子也是枉然。
